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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法律比較分析

添加時間:2017-03-20 10:35
  第三方支付最早誕生于美國,目前美國的反洗錢法律制度可謂是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其相關法律體系和先進的反洗錢經驗能夠為我國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問題的解決方面提供了若干值得借鑒的內容。
  
  1、中美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法律比較分析。
  
  1.1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法律定位方面。
  
  1.1.1中國方面。
  
  第三方支付平臺的主要業務是作為中介機構為收付款人之間提供貨幣資金轉移服務。2010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由中國人民銀行出臺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二條正式將從事該服務的機構定位為“非金融機構”.
  
  1.1.2美國方面。
  
  美國2001年《愛國者法案》中將第三方支付平臺定位為貨幣傳送機構,其提供的服務均被視為貨幣傳送服務的一種。貨幣傳送機構作為中間人根據客戶的指令進行貨幣資金的轉移操作,與傳統貨幣傳送服務并無本質上的差別。美國則對第三方支付業務實行行業性管理,將重點放在對交易過程的監管上,這一點值得我國借鑒。
  
  1.2統攬部門方面。
  
  1.2.1中國。
  
  中國采用的是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型的非現場監管模式。中國人民銀行、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財政部、建設部、商務部等23個部門為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成員部門,人民銀行為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牽頭部門。
  
  1.2.2美國。
  
  美國采用的是政府主導型的監管模式。財政部是美國最核心的反洗錢行政機關。金融犯罪執法網絡(隸屬于財政部)更是反洗錢監管的主要樞紐,主要職能是收集處理反洗錢情報。此外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司法部、美聯儲、美國郵政總局、聯邦調查局、毒品管制局之間職責、分工明確,與財政部共同負責一切反洗錢相關事宜。
  
  財政部是法律明確授權的反洗錢的主管部門,統攬反洗錢監管,依法進行反洗錢職能的規劃與分工,明確協同部門的監管職責,因此財政部的指令和監管措施在執行力上比類似地位的中國人民銀行更具優勢。
  
  1.3可疑報告標準制定主體方面。
  
  1.3.1中國。
  
  《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對可疑交易的報告程序做出了規定。另外,該法第五條明確規定,可疑交易報告的標準由第三方支付機構自行擬定。
  
  1.3.2美國。
  
  《銀行保密法》規定對金融機構的不同業務類型超過一定額度的現金交易必須要進行詳細的記錄和申報,并填寫現金交易報告。如果違反此項義務,金融機構則構成犯罪。如果不能盡義務者將負民事或刑事責任。事實證明,該報告制度作為美國最為重要的反洗錢手段之一遏制了洗錢活動。
  
  2、第三方支付平臺洗錢方面存在的問題。
  
  2.1法律定位不準確。
  
  我國《管理辦法》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位為一個十分籠統的概念--非金融機構,但是并沒有對非金融機構的分類和每類不同的非金融機構的權利義務做出具體詳盡的規定。然而現實是,第三方支付所從事的業務本就是專屬于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而非中介服務。支付寶于2013年6月推出的余額寶服務更是典型的基金理財產品,這無疑反映出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金融特質。
  
  2.2交易報告制度有缺陷。
  
  盡管《反洗錢法》第 20 條規定了我國采取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相結合的報告制度,但是在實際過程中沒有效地得到落實。根據《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可疑交易報告的標準完全由第三方支付機構來制定,這一規定明顯不合理,極易給洗錢分子提供洗錢的便利。
  
  第三方支付平臺是以營利為目的的,該類支付機構通過投入產出比的衡量不難發現遵循可疑報告制度需要付出的高成本會對其利潤產生一定不利影響,法律對于不報告可疑交易卻并沒有懲罰,因而在權衡利弊之下本能地會向金融情報監測中心報告較少的可疑交易,給洗錢分子可乘之機。
  
  2.3缺乏反洗錢保障機制。
  
  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大多社會危害性較強,舉報洗錢的單位和個人則需要承擔很大的壓力和風險,所以在機制上需對舉報洗錢罪有功的單位和個人給予一定的安全保障與金錢補償。現實是我國從未提到過對洗錢線索提供人的安全保障與補償機制的規定,相關規定亟待完善。
  
  3、完善建議。
  
  3.1明確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法律定位及權利義務。
  
  筆者認為應對第三方支付平臺因其貨幣傳送的屬性特殊,其監管方式應區別于一般的非金融機構的監管。我國應吸取美國 2001年頒布的《愛國者法案》的先進經驗,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性質明確界定為貨幣傳送機構,將監管重點落在交易過程上。此外,要在立法上對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權利義務加以明確。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注冊、登記及監測應隸屬于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反洗錢監測中心統一進行管理。
  
  3.2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納入國家反洗錢法律監管體系。
  
  我國的《反洗錢法》規定金融機構與特定非金融機構需要承擔反洗錢義務,第三方支付機構作為一種非特定的非金融支付機構不在《反洗錢法》的適用范圍內。這項規定使得第三方支付平臺作為一種非特定的非金融機構在洗錢領域有了一定的鉆漏洞空間。另外,前述兩項辦法是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部門規章,立法層級較低,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國家對于利用第三方支付平臺洗錢行為的規制。
  
  3.3完善可疑交易報告制度。
  
  如前所述,關于可疑交易報告的標準制定交給第三方支付機構自行衡量明顯是極為不合理的。因此,筆者認為應在《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中明確規定可疑交易的具體報告標準和對違反規定瞞情不報的相關支付機構的懲罰機制。
  
  3.4建立保障機制。
  
  鑒于反洗錢義務主體參與意愿不強等社會事實,建立保障機制,保障反洗錢義務主體的參與安全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筆者認為應將反洗錢保障機制方面的內容引入《反洗錢法》或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第三方支付機構予以一定的反洗錢成本補貼和安全保障,促進反洗錢工作的實效。
  
  4、結論。
  
  綜上所述,第三方支付平臺在帶給人們高效便捷的生活的同時也使得利用該平臺進行洗錢的行為愈演愈烈,對我國金融秩序的穩定構成了一定威脅。但目前我國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法律制度仍存在許多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在結合國情的同時不斷研究發達國家較為完備的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法律,從而不斷完善我國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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